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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動亂中一些亂港的心理咨詢機構和咨詢師
謝老師2020-11-09 20:40【 心理咨詢】人已圍觀
簡介心理咨詢師解讀：近日，央視新聞頻道、澎湃新聞、深圳特區報等媒體發文揭露了近期香港社會動亂中一些心理咨詢機構和咨詢師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報道稱，部分心理咨詢機構和咨
近日，央視新聞頻道、澎湃新聞、深圳特區報等媒體發文揭露了近期香港社會動亂中一些心理咨詢機構和咨詢師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
報道稱，部分心理咨詢機構和咨詢師，假借“關懷”之名，鼓勵年輕人實施暴力，繼續所謂的“革命”。
一些“咨詢師”甚至主動出擊，創造新的服務類型：伴隨式心理輔導。
在街頭巷尾、暴亂現場為暴徒實時開展心理干預和后勤服務。
更有甚者，直接教唆未成年人上街阻礙警方執法。
某些協會組織則實施了一系列心理輔導活動，如“反送中”運動情感交流分享會，聲稱要為關心“反送中”的朋友提供一個平臺，交流分享運動中所觸發的各種情感與行動，為“走更遠的路鋪墊根基”。
之前的一篇文章中，我們也隱晦的揭露了香港心理學界的反中立場。
香港臨床心理學家注冊認證制度解析！
2019年8月27日，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DCP）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作推出“港講訴Time To Heal”計劃，宣稱要為在社會危機中遭受創傷的人士提供心理服務。
其1000萬港幣的受助資金來源不明。
2019年8月28日，臨床心理學組（DCP）發布新聞，稱將與香港中學校長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攜手支援學生，與學生及家長同行，通過學校、社工及臨床心理學家的專業協作，讓學生免于恐懼。
其意指特區政府及警方制造了社會恐怖，卻對香港暴徒打砸搶燒的暴力行徑閉口不談心理咨詢師論文。
2019年9月10日，香港心理學會教育心理學部公開發表“保護學生，守護下一代”聲明。
對“警務人員施以不必要的武力傷害學生身體予以強烈譴責”。
呼吁“相關警務人員停止以上行為，避免造成嚴重而不可挽回的后果”。
2019年10月4日，香港特區政府頒布《禁止蒙面規例》。
教育心理學部隨即發文要求“首長官員及特區政府不要給學校添煩添亂”。
此次央視新聞等媒體的報道，可視為“中央”態度的直接表達。
意味著“中央”對香港地區心理咨詢行業及從業人員很大程度上的否定。
顯而易見。
對于香港地區的心理咨詢機構和咨詢師而言。
自然十分堅定的相信自己所持的立場是“專業而自由”且無可指摘的。
也必然十分堅定的認為心理咨詢師應當首先考慮并維護個體的利益和訴求。
于是，當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們十分自發的站到了“個體”一方。
從專業角度來看，這似乎并無問題。
畢竟心理咨詢本來就是一份助人的工作。
然而，這種“專業而自由“的立場顯然與政府意愿不相匹配甚至互相對立。
對于絕大多數國人而言，個體利益服從集體利益，甚至將集體利益置于個體利益之上，已成為一種潛移默化的共識。
在此種意識形態之下，多數人期待的是心理咨詢師能夠站在第三方的角度調和個體與集體的矛盾，而非站在個體一方攻擊集體。
由此，當看到香港地區的心理咨詢師罔顧集體利益公然與政府對抗，很多人自然會感到匪夷所思。
這背后其實反映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即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下的個人主義與東方集體主義文化的沖突。
在這個事件中，香港地區的心理咨詢師顯然貫徹了西方自由民主的個體主義精神。
全然為個體利益服務。
在不知不覺間喪失了第三方的立場。
甚至成為社會動亂的推波助瀾者。
由此，我們也不得不反思。
即基于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極力推崇個體主義精神的心理心理咨詢/治療，是否能夠與集體主義文化背景下的國人身心需求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相匹配。
從此次香港事件中心理咨詢師群體的表現來看。
顯然并不完全能。
在“中央”層面，也必然不會認同這種僅為“個體”服務的心理咨詢。
所以，我們看到在此前衛健委等多部門推出的幾個重要文件中。
強調的都是“社會心理服務”，而非“個體心理咨詢”。
字詞上的差異反映出政策制定者的態度傾向性。
當然。
這并不只是簡單的意識形態之爭。
而是一種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適用性的問題。
畢竟，個人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即是我們每個人最大的“母體”。
不同“文化母體”所孕育出的個體及其意識形態千差萬別。
簡單的移植其他“文化母體”的器官（機制）必然會出現排異反應。
因此，構建適用于集體主義文化背景的本土化的心理咨詢理論與技術，將是國內心理咨詢從業者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
或許，只有當心理咨詢真正完成了本土化的融合、改造和創新。
國內的心理咨詢行業才會迎來真正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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