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與心理學的關系

無論以何種方式，當你選擇避開一些事情的時候，總是有原因的。

醫學與心理的關系是怎樣的呢？我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背后，是對話語權的分配與對認知更新的敬畏。

這里邊有一些關于定義的問題，什么是醫學，什么是心理學？現有的定義會不會變更，就像醫學模式的演進？也有一些關于現狀的問題，我們現在運作的是怎樣的醫學，怎樣的心理學？為什么在中國，心理治療被嚴格限定在醫療機構內[1]？

對于“心理治療”的限制，我曾在一次會議上聽過講者的反對，但未聽過支持者的意見。或許是國內行業尚不規范時的權宜之計，不知將來會否變更。

至于醫學與心理在定義層面的關聯，倒是可以分享一下醫學模式的最近一次轉換。

醫學模式，是一定時期內人們對于健康和疾病的總體認識，是這一時期內醫學發展的指導思想，是哲學觀在醫學上的反映。簡單來說，是人們自問“什么決定我生不生病”之后，自答的那個“什么”電話心理咨詢。

醫學模式

時至今日，這個“什么”，基本上經歷了四個階段，從“拜神才是治療的必備環節”的神靈主義，

到“五行生克調和住，天冷就要穿秋褲”的自然哲學，

再經過“分子細胞組織器官”的生物醫學，

才走向“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

1977年，喬治·恩格斯在《科學》雜志上發表《呼喚新的醫學模式：對生物醫學的挑戰》，正式提出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

文章從精神病學的困境說起。基于生物醫學模式中，“疾病”被限制為身體問題的定義，精神病學面臨著要么就此消失，歸于神經病學，要么與那些由社會心理變量造成、與神經生理功能無關的問題劃清界限——交給非醫學的專業人士處理——的兩難選擇。無論怎么選，都是對自身的傷害。

在規則下難以生存時，想要打破困局，須得從規則本身入手。打破精神病學困局的方法是，改變生物醫學模式本身。

心理與醫學

單獨的生物或社會心理因素，都在解釋疾病上有所局限。一個綜合了生物、心理和社會的新醫學模式，可以將需要處理的問題及時納入疾病范疇——這就是“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實際上，恩格斯對這種模式有著系統論下的展望，它可以涵蓋分子、細胞、組織、器官、個人、家庭、社會甚至整個生物圈，各個分級相互關聯、相互影響。

早幾年和兄弟們胡吹亂侃，談及為什么想學心雙，信口謅了句洋氣的，治病治世，醫人醫心。覺得這話聽著牛逼，頗以為豪，時不時還回想一番。后來經過一番知識洗禮，課本摧殘……

哎，牛皮吹大了，發現收不住了，這可怎生是好。

不過套在新醫學模式里面一想，可不就這樣么。身體，心理，世道，湊一塊兒，研究研究朋友你需不需要醫療干預嘿。

雖然想適應全新的醫學模式，免不了面對接連不斷的挑戰。從恩格斯的文章發表至今，四十多年的時間，能夠積累多少轉變，仍然有待觀察。但這一模式仍不失為一個美好的、值得奮斗的愿景。科學能逐漸以更復雜、也是更成熟的方式，去理解健康與疾病。

雖然是件尚未完全塵埃落定的事情，但有浩蕩的同仁隊伍和我懷著一樣的信仰，已是大幸。

那么話說回來，醫學和心理的關系是怎樣的呢？

我如果是個被人像活寶貝一樣供起來的老學究，就能平和謙遜地說上一句，醫學與心理學，都是內涵豐富、外延博大的學科，兩者之間的聯系千絲萬縷，是值得人一生探求的領域，恐怕誰也沒有完整的答案。

然而我是個丟進人堆里就再也拎不出來的挫學生，持不住老又裝不了嫩，只能用一種質樸的傻氣說一句，我不知道。

少年人，沒有什么給世界蓋棺定論的資本，有了什么想法，只能先去做。慢慢兒嘗試，慢慢兒聽，慢慢兒想，慢慢兒到老了，總結這大半生，方才能以自己的真實為憑，留下一點微末的聲音罷。

參考文獻：

法律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J].司法業務文選,2012,16(37):41-50.

洪煒,蘇英.醫學心理學[J].北京: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2009.

Engel G L. The need for a new medical model: a challenge for biomedicine.[J]. Science, 1977, 196:129-136.

[1]《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第五十一條：心理治療活動應當在醫療機構內開展。專門從事心理治療的人員不得從事精神障礙的診斷，不得為精神障礙患者開具處方或者提供外科治療。心理治療的技術規范由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制定。

百度百科：榮新奇，著名高級心理咨詢師、著名催眠治療師。湖南省中西醫結合學會自然醫學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中國心理干預協會心理咨詢師分會副會長、中國心理干預協會催眠分會副會長、高級經絡催眠師、高級經絡催眠師培訓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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