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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和心理職業成長之路
謝老師2021-03-10 21:58【 青少年心理】人已圍觀
簡介心理咨詢室:我出生在湖北農村,父親在家排行老三,小時候過繼給我爺爺。我爺爺有五個女兒,爸爸是爺爺唯一的兒子,我是長子,下面有一個弟弟和三個妹妹。小時候我比較受
我出生在湖北農村,父親在家排行老三,小時候過繼給我爺爺。我爺爺有五個女兒,爸爸是爺爺唯一的兒子,我是長子,下面有一個弟弟和三個妹妹。小時候我比較受重視,因為比較受寵,所以從小自由地成長,思想上沒有受太多約束。

我專業的發展以及人生經歷有兩個重大轉折,第一個就是上大學。因為小時候受寵,所以貪玩,不用功學習,初中成績不好被留級,我礙于面子不想再念書。后來我媽媽找到村里的熟人,他是學校教導主任,讓我恢復上學,再上學后我就不得不好好學習,沒想到成績越來越好,順利考入大學。
我是村子里第一個上大學的學生,實現了家庭的夢想,這讓我在以后的發展中少了一些功利性,更多地尊重自己的興趣,多了一些好奇的空間。后來我考到北京醫學院,這在湖北省是比較好的報考學校,這是我專業的第一個轉折。
第二個轉折是走向心理治療之路。剛到北京上學時,第一學期成績還不錯,有點兒驕傲,所以就不認真學習了。有一次,哲學課考試沒及格,需要補考,要補考就不得不好好學習,結果沒想到學習中發現哲學很有意思,對人的精神、意識和生命的本質、精神心理現象、靈異現象和特異功能都很好奇,于是看了大量的哲學和心理學書籍。那時候我還寫過關于自己的夢的日記,大學還沒畢業就寫了4萬多字對自己的探索——我是什么、我是誰、我的精神是什么。現在想起來,雖然很不成熟,也很幼稚,但對我啟發很大。
我大學學的是醫學專業,畢業的時候要全國統考,因為成績很拔尖,所以有了更多的留校后選擇專業學科的機會。由于對精神和心理特別感興趣,因此我選擇了比較冷門的精神科——一個不被別人看好的學科。
我的父母和家人很支持我,雖然他們并不理解也不太懂,但卻給了我很自由的選擇空間。擇業之初有一些迷茫和沖突,因為我對心理治療感興趣并且對它充滿了希望,但上班以后的工作氛圍都是生物學的。
住院部的病人都是重度精神病人——精神分裂癥和重度情感性精神病等,基本治療手段以生物學為主,包括精神病藥物、電休克以及胰島素分泌治療等,所以我們這些精神科醫生更準確的頭銜是“生物性神經科醫生”。因此,只要會藥物手段和物理手段就可以成為很好的精神科醫生。所以當時有個玩笑,我們被叫做“鹽酸氯丙嗪醫生”,因為主要的抗精神病藥物就是氯丙嗪。3個月就可以培養一個精神科主任醫師,因為就那么幾種病和藥,思路很窄,所以我們的社會地位也比較低青少年的心理。
我當時覺得很沖突,因為這跟我的興趣愛好差得比較遠。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工作給我打下了堅實的生物學基礎,對我幫助也很大,尤其是讓我深深認識到很多精神活動有它的物質基礎。比如,精神分裂就跟我們大腦神經遞質多巴胺功能的亢進有關。幻聽是人在沒有外界聲音刺激的情況下產生的聽覺體驗,正常情況下,聲音通過刺激耳蝸神經產生神經沖動傳入大腦神經,聽覺信息在神經細胞間傳遞的時候是通過神經遞質多巴胺,有外界刺激進入多巴胺才能釋放。多巴胺釋放后下一個神經元才能接收到信息,但當多巴胺亢進的時候,盡管外界沒有刺激,它也能釋放這種物質,因此精神分裂癥病人也能產生聽覺體驗,而通過藥物治療干預后,這種聲音就會消失。所以我當時認為,我們的精神活動有它的物質基礎。
又如,精神分裂癥病人的關系妄想。有人咳嗽的時候,我們正常人可能會有一點點聯想——他是針對我的,相應的神經細胞只釋放一點點化學物質;但在病理情況下,有人咳嗽時其相應的神經細胞釋放的神經介質會很多,患者就堅信咳嗽是在映射自己。這個過程實際上有它的物質基礎。
再有,抑郁癥可以分為內源性和外源性兩類(雖然現在抑郁癥按現象學來分,但最后還是走向病因學分類),內源性抑郁癥來自腦中神經情緒中樞的神經介質變化。現在研究表明,抑郁癥跟五羥色胺和去甲腎上腺素兩個神經遞質功能低下有關,無論是否有外在誘因都會出現情緒低落、抑郁等相關癥狀和體驗。
有一個30多歲的女病人嚴重抑郁,甚至抑郁到想死,覺得生活了無生趣,活著就是受罪,到門診后我跟她說:“既然你想死,那么在死之前給藥物一點機會,先吃點藥試試。”結果半個月后她來復查時就不再想死。這個個案沒有做心理治療,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沒有改變,只是通過藥物干預,她的內在精神體驗就完全不一樣了。這使我不禁思考:我們的精神活動,即情緒、認知和觀點到底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
1984年我本科畢業后,夏威夷大學的華人曾文星教授經常到我們這里來交流,除了文化和精神病學工作坊外,他還辦過心理治療工作坊,這使我感到很興奮。我們的老前輩許又新教授對神經癥及其心理治療非常有造詣,我的專業發展受到他很多影響,那時我們學生跟著坐門診,許老師都會耐心地給我們講解。當時,他的課最受我們年輕醫生的歡迎。
后來我決定考研究生,選擇的是跟心理學關系比較大的社會精神病學,選擇的課題是創傷應激后臨床特點和生物學改變,做免疫系統的評估與測量。當時我的導師陳昌慧教授很支持我,允許我在門診給病人做心理治療。在醫學院讀研究生期間,對心理學感興趣的學生很多,于是我們自己組織了一個心理衛生協會,人數高達 800人,是有史以來人數最多的學校社團。同時,我們本院的青年醫生還組織了自己的沙龍、讀書會、案例討論小組等,都以心理學方向為主。
1991年研究生畢業后,我被晉升為主治醫師,可以獨立出門診,這時才開始大量做心理治療。門診可以接觸大量神經癥、適應障礙、人格障礙等患者。當時我沒有接受多少系統的培訓,只參加過短期的工作坊,跟曾文星教授和許又新教授等前輩學習,看一些哲學和心理學書籍,摸索著做個案。
那段時間對我來說很寶貴,沒有太多的理論傾向,也沒有國外科班的心理治療培訓,僅憑著一些哲學、心理學知識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思考,在一張白紙上建立自己的思考和假設,這為我后來形成自己的理論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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