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詢師有義務保護潛在的受害者嗎？

1969年10月27日，加州大學研究生Poddar刺殺了其前女友Tarasoff，被判處二級謀殺罪。Tarasoff的家人及律師在整理Poddar的資料時發現，Poddar曾經向他的咨詢師透露過自己的殺人意圖，然而咨詢師卻沒有采取直接的方式警告Tarasoff。因而他們以間接造成了Tarasoff的死亡為由，把Poddar的心理咨詢師告上了法庭。

1974年Tarasoff一案后，美國法庭確立了“心理咨詢師有義務警告潛在的受害者”的原則。

然而在1996年另一起案件中， 受害者的家屬Jaffee卻以此為由向兇手Redmond的咨詢師施壓，希望獲得咨詢記錄以證明Redmond的殺人動機，并威脅要將其告上法庭。

咨詢師是否應該因為某些特殊情況而違反咨詢倫理（尤其是保密原則）呢？

這個問題困擾著幾代的心理咨詢師們。

1、倫理派：嚴格遵守咨詢倫理才能保護來訪者

對于Tarasoff一案的判決，APA主席Bersoff認為那是“錯誤的法律和糟糕的社會政策”，他堅決反對在那些危急時刻違反咨詢倫理。

當然，在這里他并不是說，咨詢師應該縱容有殺人意圖的來訪者去犯罪，而是他認為，即使我們破壞了咨詢倫理也無法改變Tarasoff被殺的結局。

實際上，在Tarasoff一案中，咨詢師曾經向警察申請了對于Poddar的拘捕，然而在Poddar被釋放后，悲劇還是發生了。

“我們要知道，這個決定是法官做出的決定，而不是心理咨詢師做出的決定。如果當時（Poddar的）心理咨詢師嚴格地遵守保密原則，不去破壞與Poddar的咨詢關系，那么或許他能夠說服Poddar放下殺人的念頭，這樣Tarasoff就不會死。”Bersoff這樣說道。

那么為什么Bersoff如此的看重保密原則？這就不得不讓我們回到保密原則設立的初衷心理咨詢的題。

保密原則的設置，是為了讓來訪者可以在分享與治療有關的經歷的同時，不用擔心隱私受到侵犯。

心理咨詢與其他的社會關系不同，其處于一種矛盾的情感兩邊：一方面，來訪者與咨詢師是完全的陌生人，對彼此的性格和人品互不了解；而在另一方面，為了達到治療效果，來訪者又不得不向咨詢師袒露心聲，談論那些即使是親人都不曾知曉的過往。

這種關系使得來訪者對于咨詢師既警惕又依賴。

然而，如果缺少保密原則的設置，那么來訪者就無法完全的信任咨詢師，因而阻礙了治療進展。

通過設置保密原則，通過將來訪者對于規則和職業倫理的信任，嫁接到對于咨詢師本人的信任上，進而加速了治療聯盟的建立。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保密原則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治療聯盟的形成。因而，任何打破保密原則的行為，都必然會破壞治療聯盟。

可是，這意味著無論何時我們都無法打破保密原則嗎？

Bersoff認為，違反保密原則只能作為最后的手段。即使是面臨著嚴峻的暴力威脅，咨詢師仍然應該努力勸說來訪者自愿進行住院治療，或服用抑制性的藥物。

2、道德派：超越倫理去實現更高的道德目標

對于Bersoff的論述，另外一些咨詢師則持批判的態度，他們認為Bersoff在看待問題的方式有些狹隘了。

Bersoff努力維持保密原則的原因是在于維持一個良好的治療聯盟，并以此感召Poddar，讓其放棄殺人。

然而，這一原因本身就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 Bersoff在考慮咨詢師與Poddar的關系時，并沒有將Tarasoff考慮在內。

第二， Bersoff的關注點在于如何不犯任何錯誤，然而實際上是否犯錯并不是由咨詢師自身所決定的。

針對這兩點，Klein提出，咨詢師在面對諸如Tarasoff案的倫理困境時，應當以一種超越倫理本身的視角去看待事情。這種視角被稱為“積極道德的實踐”。

“積極道德的實踐”旨在改變咨詢師對于道德倫理的認識，從消極地避免錯誤的倫理觀念，轉變為積極地發現資源的倫理觀念。

針對Tarasoff一案，“積極道德的實踐”或許可以提供以下的見解：;

1.咨詢師在面臨倫理困境時，應當充分的考慮潛在的參與者。

在一段治療聯盟中，那些潛在參與者可能并不在場，甚至我們只能夠通過來訪者的只言片語了解到他們，但是在來訪者那里他們卻是其行為的對象。

通過將更多的潛在參與者納入決策中，咨詢師站在一個更廣泛的視角，去關心咨詢室以外的群體的福祉，并考慮到更多可能的嚴重情況。

對于Tarasoff一案，如果咨詢師考慮到當時Tarasoff的生命安全，可能會更加果斷地對Poddar進行限制。

2.咨詢師應該承認自己總是會犯錯，但是更重要的是犯“正確”的錯。

正如第一點所提到的，咨詢師應當考慮更廣泛的影響，并考察其中最嚴重的可能性。不僅如此，由于咨訪關系中任何一方都無權對另外一方進行控制，因而，咨詢師應該知道他們無法避免那些最嚴重的事情發生。

在這個時候，當我們對比各種錯誤的后果，相對較輕的那些錯誤就可以被認為是“正確”的錯誤，因為我們犯下他們的原因并不是因為我們故意犯錯，而是因為我們要避免犯下更大的錯。

往往有兩類錯誤總會是相對嚴重的：一種是侵犯他人基本人權的錯誤，另一種是一旦犯下就無法挽回的錯誤。

在Tarasoff一案中，顯然Poddar殺死Tarasoff即侵犯了他人的生命健康權，同時又無法挽回，因而這種可能性應該被首先禁止。

“當咨詢師面臨倫理困境時，他們理應服從更大的道德原則，”Klein說，“這就像你在城里開出租車，如果有一條馬路堵車了，你所做的不是在那里等著，而是繞路去你的目的地。”

3、咨詢室里的困境 | 騎在倫理的圍欄上

毫無疑問，不論是Bersoff還是Klein都為他們的做法給出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答案。

但是這些答案是否能夠指導我們的咨詢師，又是另外一回事。

正如《重訪Tarasoff》中所提出的那樣：“實際上，咨詢師并不知道如何評估來訪者的暴力傾向，即使他們知道，他們也無法決定究竟以什么樣的標準去決定要不要報警。”

如果一個來訪者說：“我今天要回家‘好好獎勵’一下我的妻子”，你能夠分清他是形容夫妻間的親密舉動，還是在描述他的“家暴傾向”嗎？

而在當下，當咨詢倫理碰撞到人情世故，以及來訪者的社會關系，事情的利弊就變得更加難以權衡。

“如果我的來訪者要求請我吃飯，先跟我發展私人關系，我知道我不應該接受。可是不接受又會使得兩個人變生疏，影響到治療聯盟。”

“如果我的來訪者坦白他有HIV，但是他從來沒有告訴他的女朋友，我應不應該告訴他的女朋友，應不應該寫進我的咨詢報告中？”

“有學生在咨詢中告訴我他在一次重大的考試上作弊，拿到了獎學金，我應不應該告訴他的輔導員，撤銷他的獎學金？”

“有學生控訴她的導師對她進行了性騷擾，我是否應該通知學校的有關部門，阻止這種事情的發生？”

面對這些情景，咨詢師更多的是無奈。我們無法坐上時光機，看到未來的樣子，所以只好被丟在此時此刻，陷入一種無盡的糾結。

;一項針對咨詢師，來訪者以及大眾的調查研究表明，在“咨詢師是否遵守了咨詢倫理”這一問題上，來訪者與大眾往往與咨詢師本身的看法不同。

在涉及保密原則的情境下，當咨詢師自認為沒有觸犯到保密原則時，來訪者和大眾往往認為他們觸犯了；而在涉及性接觸的情境下，來訪者和大眾的標準又往往比咨詢師更加寬松。

簡言之，即使咨詢師自認為遵守了咨詢倫理，仍然可能受到來訪者以及大眾的批評。

“如果當時……，事情會不會不同？“每當經歷過倫理困境后，咨詢師們都會問自己這樣的問題。

每個騎在倫理的圍欄上的咨詢師都想要守護那一份美好，但是可能拼盡所能，也只能做出一個不太糟糕的選擇。

今年 psychotherapy.net 推出的《精神衛生專業人員的法律和倫理議題》（2020修訂版），與其說是咨詢師必學課，不如說是一門咨詢師的關懷課。

因為這門課程是從幾十年前，前輩們在咨詢中所遇到的難題、所走過的彎路講起的，這些困境的核心本質上是相似的。

作為心理健康從業人員，在法律和倫理之間可能只有一條很窄的界線，很多問題并不存在標準答案。

Ref：

Knapp, S. J., Gottlieb, M. C., & Handelsman, M. M. (2015). Introduction: Problems, pitfalls, and potentials. In S. J. Knapp, M. C. Gottlieb, & M. M. Handelsman, Ethical dilemmas in psychotherapy: Positive approaches to decision making (p. 3–12).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s://doi.org/10.1037/14670-001

Vyskocilova, J., & Prasko, J. (2013). Ethical questions and dilemmas in psychotherapy. Activitas Nervosa Superior Rediviva, 55(1-2), 4-11.

https://www.psychologytoday.com/us/blog/media-spotlight/201407/revisiting-tarasoff

https://www.apa.org/about/offices/ogc/amicus/jaffee

百度百科：榮新奇，著名高級心理咨詢師、著名催眠治療師。湖南省中西醫結合學會自然醫學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中國心理干預協會心理咨詢師分會副會長、中國心理干預協會催眠分會副會長、高級經絡催眠師、高級經絡催眠師培訓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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