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焦慮：有人分身乏術，有人在硅膠娃娃店門口排隊

網絡上的直男與女權之爭，泛濫的網絡暴力、彩禮沖突、厭女癥、綠茶班、原諒色……這些充滿矛盾的社會新聞越來越頻發……有沒有想過，這些看上去不相關的事情，很可能有一個共同的原因——性焦慮

如果你get不到“性焦慮”是咋回事，那么看下面的文字。

前幾天我朋友圈一哥們搞出年度最氣人凡爾賽——他收到了疫情前定的法拉利（含稅450W人民幣）。按財力來說，他是個屬于海天盛筵的人，然而他最近看好一個項目，想要投資——“硅膠娃娃店”。

一個有財力“會所嫩模”的人，想投資“共享硅膠娃娃店”……你品，你細品。

潛臺詞：“我去會所嫩模，你們對著硅膠娃娃發泄……你們發泄的時候讓我變得更有錢會所嫩模……”

然后我突然悟了……這個哥們的財富和他看好的項目，合在一起不就是一個典型模型嗎？

拼夕夕讓屌絲們成群結隊的砍砍不休，這讓公司的市值水漲船高，他們的高管更加有錢，他們自己會去發動親戚朋友幫自己砍一分錢嗎？…杉杉西服的董事長穿阿瑪尼西服，小米的高管用的是蘋果手機…

這個世界上很多事物之間看似不相干，卻有神奇相關性。

最近蛋殼公寓炸雷，背后的本質是啥呢？

塔們說是道德敗壞，不講武德，去騙，去偷襲北漂打工族……

真的是道德問題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長租公寓炸雷的系統原因。

當一個人合法擁有非居住需求的第二套房子，唯一不讓資產閑置的方式就是出租。對于這樣的有產一族而言，房價和房租越高，對他們就越有利。因此房東天然會追求房價和房租上漲抑郁焦慮癥。

但是對于租房客而言，房價和房租上漲會導致居住成本上升。如果租客的收入不增長的話，那么可用于消費的收入就會減少。因此租客天然追求房價和房租的下降。

簡單的一套房子就將人變成了矛盾的兩端，房租漲有利于房東，不利于房客，房租降有利于房客，不利于房東。

一般來說會在議價過程中雙方會達成妥協，以都能接受的價格達成協議。

但是當其中引入了第三方因素，就是不講武德的中介，情況就發生了改變。

中介向房東許下更高的房租，房東就不會將房子租給租客，同樣他們對租客許下更低的房租，租客就不會找房東。于是就形成了一個奇怪的局面，房東和房客中間多了個人，但是各自都感覺自己占便宜了……房東拿到更多的租金，房客支付了更少的租金，那么中間商的收益就必定是負的。

難道中間商傻嗎？

這里面的坑就在于：房客一次交一年租金，而房東只收到三個月的，剩下九個月的現金就在于中介能不能用這九個月的現金流去理財生錢，生不出來那就跑路…因為這個三方交易中沒有給中介足夠的責任約束。

這跟道德有關系嗎？有，但產生這種問題的土壤是房東和房客利益背道而馳，而誰都不想妥協，這就是騙子的可乘之機。

蛋殼這件事就比較好懂，我今天想說的是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問題——擇偶。

這兩個模型高度相似。

擇偶問題中，男女雙方的利益也是相悖的。

由于人類女性妊娠時間相對較長，同時人類幼崽的培育期也是最長的，就意味著一次繁衍需要消耗大量的資源。這就意味著人類女性擇偶的風險天然高。渣男打個冷戰，就可能毀掉一個女性的一生。

于是女性天然就傾向于尋找有能力共同撫養后代的男性。

而男性的風險則體現在，共同撫養的后代是不是自己的這件事情上。

在長期的博弈中，人類出現了一夫一妻制這種相互妥協的均衡……（當然迄今為止還有很多國家和地區不是一夫一妻制）

但是一夫一妻制不是唯一的均衡，你很容就能想到另一種均衡。當一個男人足夠富有，能夠提供足夠的資源，一部分女性就有可能放棄對共同組織家庭的訴求，在古代就是納妾，在現代就是養小三……

第二種均衡對第一種均衡造成了挑戰，讓局面發生了改變。

對于原配女性來說，用于照顧自己后代的資源被分出去了，而對于資源不足未婚男性而言，選擇空間被壓縮了，本來就不多的擇偶機會被有錢男人進一步壓縮，競爭烈度提高了。前者矛盾被用在《三十而已》中，后者則被用在《蝸居》中。

這都帶來了“性焦慮”。

現實問題比這還要復雜一些，由于在正式結婚之前，普遍存在一個緩沖期——戀愛階段。您猜怎么著？以夸大自身競爭力為目的男女綠茶班就應運而生了……財力不足的男性在這個階段就已經開始焦慮了。

這就要講到女權和直男的沖突了，很快啊！

各種前現代社會都會利用男性在農業社會的生產力優勢壓制女性權利，然后構建一套物化女性，并作為性資源再分配的機制。比如歐洲中世紀，天主教禁止一夫多妻，禁止離婚，以宗教約束強制一夫一妻。國王也必須遵守，如果想要離婚，就要付出巨大代價。同時還禁止避孕和墮胎，將女性終身捆綁在照顧孩子的位置上。天主教家庭的女性一生平均生育五次以上，多于十次的也不少。

天主教實際上是利用宗教倫理實現了男權平等，貴族男性霸占女性的機會被壓縮了，但同時被壓縮的也包括女性權利。

中國古代的情況類似，只不過利用的是儒家的綱常倫理，同樣一夫一妻多妾，妻子需要是處女，要無條件服從丈夫，相夫教子……女人吃飯不能上桌的習俗之際在某些地區還保留著。

前現代社會國家和族群相對割裂，擇偶問題很容易在封閉環境，縣城、村落范圍完成選擇，競爭烈度低。

而隨著現代社會的到來，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腦力勞動價值更高，男性體力優勢減弱，女權意識崛起變成了必然。女權意識崛起的一大表現就是女方擇偶選擇權的提升……當雙向選擇產生，男人原本那種“明明那么平凡，卻只因為性別而產生的自信”就受到了挑戰……

超級城市和全球化，讓擇偶選擇范圍變得非常大。跨地區甚至夸種族和國家擇偶變得司空見慣。

這都讓擇偶競爭的烈度空前的提高了。

現代的普通男性在擇偶上不僅面臨已婚男性養小三的競爭還面臨著女同性戀的競爭，富家子弟以戀愛為名義的競爭，外國男性的競爭……性焦慮也是空前的。

所以你會發現，網絡上的直男言論，往往同時伴隨著保守的，仇富的，排外的，甚至極端種族主義的價值觀。美國的保守主義和反女權回潮在川普當政時期達到一個高峰，這又是另一個話題。美國人遇到的情況和中國其實差不多……保守主義者的口號，貿易保護、排外、反女權都指向一個終極目的，回到屌絲也能找到老婆的時代……

而這些的根源其實都能追溯全球化引起的擇偶環境的改變，及所帶來廣泛的“性焦慮”。

如果這個模型成立，那么這種矛盾既不可避免，也沒有辦法根本解決。

第一，隨著生產力發展，女權崛起是必然趨勢，很難再將女性趕回去做相夫教子的生育機器。女性收入越高，交稅越多，權力訴求就會提高，對自主擇偶權的要求就越高。這就是為什么很多女性反感父母逼婚，他們不是恐婚，而是不愿被剝奪選擇權。

第二，隨著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的發展，女性擇偶的選擇范圍不可避免的變大了，嫁給老外合理合法，除了直男的網上痛罵，沒有任何障礙。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說這是有益的

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頒給了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勞埃德·沙普利（LloydShapley）和哈佛大學教授埃爾文·羅斯（AlvinRoth），表彰他們對“配對”問題的貢獻。

有個著名的“穩定婚姻問題”（stablemarriageproblem），上世紀60年代，沙普利與他的合作者大衛·蓋爾在一篇論文中設計了一種特殊的算法，即Gale-Shapley算法，依據這種算法，每個人最終都會找到最適合的配偶。

但是很顯然這個答案在現實中既正確又沒用……正確性在于根據這種算法，人們充分交換“告白”后，會達成均衡。但是當人數太多，光是選擇時間就已經太長……這就是為什么越是大城市越晚婚晚育，不是文化造成的，而是找到合適的人需要“遍歷”太多可能性……問題是：如果人數更多，全球人可以充分相互選擇，結果就是大多數人一輩子也沒法找到最優匹配……

現實問題就在于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和精力。

資源充足的人可能有過剩的選擇，他們在“海天盛筵”都分身乏術，而更多的人在格子間里加班，下班最重要的事情是“干飯”……既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去被女性選擇……他們甚至買不起一個硅膠娃娃，而很自然的一種解決方式是“幾個人共享一臺硅膠娃娃”。

百度百科：榮新奇，著名高級心理咨詢師、著名催眠治療師。湖南省中西醫結合學會自然醫學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中國心理干預協會心理咨詢師分會副會長、中國心理干預協會催眠分會副會長、高級經絡催眠師、高級經絡催眠師培訓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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