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會存在一些“正確的焦慮”

2020年對于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特殊的年份，自開年以來到現在疫情讓幾十億人無法正常的生活，并且很多人變得很焦慮，甚至不少人出現了抑郁的情況，其實焦慮甚至出現抑郁都是比較正常的，畢竟很多人的壓力非常的大，疫情期間不需要抵制焦慮，有些焦慮才是正常的，疫情之后會存在一些“正確的焦慮”大家需要了解！

[正確焦慮]之1：理解焦慮背后的真相

一位87歲的上海老人，在自家陽臺上等久違的陽光：“我這一生，還從未經歷過這么尷尬的天災人禍，讓你慌到極致，讓你無法呼吸。”

因為這場疫情，讓我們的生活和心理變得如此艱難，很多人心里都有一個問號：為什么會這樣？為什么會發生在這個時代，這個時代出了什么狀況？

人們一邊在感受著自身的無力和無奈，一邊在輾轉尋找著這場疫情的替罪羊，第一個無辜的族群是蝙蝠——從有限的資源來看，蝙蝠是一種哺乳動物，人類必須承認，它們也有某種形式的意識和經驗，但人類不可能真正了解，做一個蝙蝠究竟是怎么回事？還有一個更為荒誕的解釋：人類捕食蝙蝠的動機是為了獲得自身無法企及的性能力，為了抗拒死亡。

這場疫情似乎讓我們看清一個真相：眼下這個時代病根不淺。每個人都避之不及的那種艱難，實際上來源于人類執意要戰勝死亡。

[正確焦慮]之2：自由與選擇帶來的焦慮，與責任有關

一個25歲的咨詢者，在疫情期間一個午夜時分，從自己所在村莊“冒險出逃”，過后他坦言：我是在跟隨自己的自由意志出逃，但我愿意為自己的冒險行為承擔責任。

人類是關系性的存在，我們的行為(我們的選擇)會對他人以及我們的世界產生影響，我們永遠都有責任，并且我們的選擇會帶來一系列的后果，有時會超出在做出選擇時能夠理解的范圍。

這場曠日持久的疫情，點燃了每個人內心深處的生存焦慮，人們嘗試動用自己慣常的防御機制去克服內在的深度恐懼和無助。

奧地利精神醫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指出：我建議在西海岸增加一個責任女神像，作為東海岸自由女神像的補充。

記得一個朋友曾半開玩笑地跟我提起她老公時常會去吃野味，她說起這件事的神情歷歷在目，既神秘又有些得意洋洋，似乎在炫耀老公的財富身份。這件事過去很久之后，我內心依然無法平靜。

無法否認的是，一些人處在自欺之中，是因為他們覺得所有的可能性都對其敞開，不受歷史、現實、他人需要和所有限制的約束。

在責任中，我們常常感覺非常孤獨，我們會認識到，即便是我做出選擇，承擔后果的卻是我們和我們所生存的這個世界。

[正確焦慮]之3：存在內疚，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導師

通過電視鏡頭，很多人聽到了武漢方艙醫院某位患者的肺腑之言：作為武漢人，我感覺對不起中國人。相信這份內疚之情，在很多人內心深處將成為揮之不去的一道溝壑焦慮癥專家。

疫情期間，有為數不少的人會質疑自己是否抑郁了，那么，到底什么是抑郁呢？為什么那么多的人需要給自己打上抑郁的標簽？

從心理學視角看，抑郁是一種處境。疫情期間，幾乎每個人的感知覺都朝向疫情危險地，換句話說，每個人在經歷疫情的同時，也在經歷著抑郁處境。如果再進一步去覺察抑郁處境之下的內容，那應該是生存內疚。

有一位咨詢者發問：我為什么會在此時抑郁？這里，借用哲學家貝克爾的話回應他及很多人的疑問，“就時間性而言，這種境遇下的人會逃避面對未來所帶來的壓力，同時也逃避了由此而來的幸福，他們用過去來拒絕現在的選擇，因為過去的結果是如此的糟糕。”

只有我們嘗試承受這種內疚，方能發現可能性在向我們打開，我們體驗到海德格爾所稱的良心的召喚，在一個洞見的時刻，我們看到自己為自己的決定、行為和對內疚的承認，以及對存在本身的虧欠負有責任。在這一刻，我們可以觸及到自己的潛能并為自己做出選擇。

[正確焦慮]之4：重構這個時代的價值觀

疫情期間李蘭娟院士的一番話，非常耐人尋味：疫情結束后，希望國家給年輕人樹立起正確的人生導向，把高薪留給一線科研人員，不要讓年輕人一味追崇演藝明星，他們是強不了國的。我們的價值觀剝離開人生的意義，心靈的底蘊，而簡化到以有用、無用來衡量價，定義值。

這場疫情讓很多打算遠行的年輕人行動受阻，他們呈現出各種繽紛的內心沖突，沖突之下，一些人順理成章地選擇了安逸于現狀，還有一些人選擇逆勢而行。上面那位趁著黑夜“冒險出逃”的年輕人告訴我：我只是不想在我年老的時候，回憶起這場往事心有遺憾。

正是支持世界觀的價值觀和假設賦予了我們的行為。然而，我們可以很容易覺察到，世界觀可以隱藏矛盾，不和諧以及那些模糊不清的悖論，當這些元素在處理日常事務中，尤其是在疫情進行中是無效策略時，這些元素將變得鮮明而深刻。

不止一個咨詢者在經歷這場疫情過程中動用了相同的防御——抵消，他們在離家在外、身處異鄉的隔離狀態下，下血本訂制年夜飯大餐，一桌年夜飯可以陪伴他們一周左右時間，這讓他們的異鄉隔離少了一些恐慌、焦慮和無助。這里有一個耐人尋味的點，他們的訂制僅此一次，多了就會成為無效策略。“其實，我吃的不是年夜飯的味道，而僅僅是為了整理一下內在的慌亂，然后看看自己接下來的路該如何走。”

[正確焦慮]之5：不存在正常和不正常的界定

從存在主義的角度來看，所謂的紊亂或癥狀揭示的是存在論或存在相關的問題，這些難題來自關乎我們所有人的擔憂，不僅與個人和哲學相關，還與社會、倫理和政治相關。

因為這場疫情，讓不少人發出關于自己是否正常的拷問，“我是不是抑郁了？”“我的焦慮狀態正常嗎？”“我不知道自己如何面對生存壓力，我有輕生的念頭。”

可以說，從內在意義上并沒有正常性這回事，有的只是社會建構的正常性。從疫情開始直至今天，不少人畏懼自己不正常所引發的痛苦，通常會與被貼標簽的行為或感覺相同，或更嚴重。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愿意做出這樣的傾斜：你的世界觀和你所說，所感或所做的一切，是在某個背景下發生的，并能得到解釋，那么，多半可以實質性地降低恐懼和焦慮。

[正確焦慮]之6：面向整個人類的責任倫理

杰羅密·邊沁曾經說過一句經常被引用的話：“終有一天，每個有生命的造物都將能夠爭取到自己的權利，而如今這種權利卻只能被獨裁者掌握在手里。問題不在于動物是否有思想，也不在于動物是否能說話，而在于動物是否也能感覺到痛苦。”

在當今，把人與動物的關系作為倫理學問題加以詳細探討的人主要是一些哲學家。比如澳大利亞的彼得·辛格，美國的湯姆·里甘，他們和其他思想家一道，使人與動物的關系問題成為哲學倫理學的核心問題之一。

而達爾文曾經也思考過進化論與道德的關系問題，他非常謹慎地說：在我看來，這有極大的可能性：每一種動物或許都具有社會本能(包括父母對孩子的愛)，一旦它的智力發展到接近人類的水平，它就會獲得一種道德感和良心。

有一份長期喂養流浪貓的心得，母貓在生下小貓后的母性濃度，會沖擊到我們內在的良知：再美味的食物對母貓而言都是一片浮云，看它們銜著食物奔向小貓的畫面，你會對這份本然的良知抱有一份感激。

這場曠日持久的疫情不知何時歸結？而這場疫情之后的疫情，更不知何時抵達？但至少，我們還有機會繼續保持存在主義的焦慮，這份焦慮，會引領我們進入深度思考的界面，用精神分析的語言說，我們可以重新去體驗這場關乎人類命運的創傷，然后才能去尋求超越。

百度百科：榮新奇，著名高級心理咨詢師、著名催眠治療師。湖南省中西醫結合學會自然醫學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中國心理干預協會心理咨詢師分會副會長、中國心理干預協會催眠分會副會長、高級經絡催眠師、高級經絡催眠師培訓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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