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母陷入“暴力性溝通”，怎么辦？

在每個人的成長之路上，“母親”這兩個字蘊含著最為特殊的意義。不多談感謝感恩，在這里，我們只想真誠地祝福全天下所有的母親，節日快樂！

因為疫情，不少人獲得了一段“額外”的時光，與母親相處，與家人相處。然而這段時間卻不總是溫馨快樂的。我們會發現，自己與母親，或者與父母、與其他親人之間總是有著這樣那樣的“摩擦”存在。

今天，北京大學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專職咨詢師汪春花老師，將與大家一起分享“如何認識與父母之間的‘暴力性溝通’”以及“如何減輕‘暴力性溝通’對自己的消極影響”。

為人子女，最大的委屈就是，在自己父母的面前，還需要小心翼翼地生活。世人稱為溫暖港灣的家，卻是給自己傷害最深的地方。

造成這種現狀的一個原因就是父母的“暴力傾向”。常常不知道因為什么，父母就陷入了暴力性爭吵之中，然后殃及子女。子女情緒尚未發展成熟，卻需時時防范父母極不理性、破壞性的情緒和行為。這種委屈、忿然、悲傷的情緒給子女一種強烈的負面影響，讓人長期處于一種低自尊，甚至是羞恥的體驗中。

為了矯正內心的感受和認知，

有的人會和父母據理以爭，認為子女需要對父母不理性的言語和行為進行撥亂反正，讓父母承認他們的錯，甚至要向自己道歉，只有這樣才能讓自己變回“好的”人。

有的人會陷入到一種時時都很警覺的惶恐中：不知道什么時候什么地方自己的哪句話就會惹得父母大發脾氣，因而傷害到自己。于是，自己就“變身”為一個小雷達，不眠不休地運轉著，監測著周圍的環境。這種感覺太令人害怕了，所以這部分人認為，必須要先處理好這個威脅，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

還有另一些人則是完全放棄了對父母的幻想和期待，像是看著一個怪物一樣看待他們，不希望了解他們，不希望自己和他們糾纏在一起，認為年輕生命最核心的任務就是逃離他們，越遠越好。

這些應對方式各自具有功能：

比如，和父母爭論，要求他們承認錯誤，子女會覺得這是一條能讓他們理解自己的感受、重新獲得控制感的一種方法。警覺于環境中的危險信號，防范于未然——試圖通過控制自己的行為來減少暴力溝通的頻率和激烈程度。而放棄期待和遠離父母更具短期顯著效果——利用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來隔離父母對自己的影響，眼不見心不煩。

不過，如果大家只用比較單一的一種方法來處理“如何與暴力性父母相處”這個問題的話，時間久了，其劣勢會逐漸暴露。比如，同學們和自己的父母據理力爭的一個理想化的預期就是，父母會因為“我”的言之鑿鑿而能很快痛改前非青少年心理咨詢案例。

假如頭天晚上和父母吵完，第二天回到學校，你大可以騙自己：父母在家后悔不已，下次回家一定會有不同。但假如吵完之后你仍然和父母長期相處，面對父母依然如故，甚至變本加厲的表現時，你無法自欺欺人。于是你會發現問題根本沒有解決，父母依舊我行我素，你開始變得失去控制。

警覺性地預防也是如此。屏住呼吸地茍延殘喘幾天甚至一周還是可以的，兩周、三周、兩月、三月，時間一長你就會耗竭的。

維持這種警覺性需要依賴交感神經的興奮，假如它持續放電而沒有獲得必要休整地話，它將進入疲勞期。此時，如果個體還要承擔一些需占用認知加工資源和能量的任務，比如學習，工作等，由于個體原本因為高警覺已耗費大量資源能量，此時這些任務的績效就會受損。因此，這種持續高警覺的結果就是，未必能對受到威脅的處境有有效的、有功能的應對，反而還影響到其他必要的生活學習目標的達成。

如果說據理力爭和警覺性預防還是一種應對的話，那么放棄對父母的期待、逃離父母則是一種回避。

在心理學中，回避意味著回避的對象不再進入到個體的加工處理范圍中，對回避對象形成的印象和評價也因此不再更新。

我們都有一定程度上回避不喜歡或討厭的人/事的傾向，不過，這些回避尚屬于一種適應性的范疇。假如，個體由此形成一旦出現自己不喜歡的人/事的時候，就反應性地采取回避的模式，這使得個體無法通過類似場景的互動，進而無法產生新的信息來修正舊的、不合理的信念和認知，個體將難以形成對世界、人生、自我和他人客觀的認識，一些不合理的、缺少功能性的信念將一直持續下去，成為某些情緒障礙形成的動力性基礎。

比如，有個人在早期形成“人是不可信任的，自己的父母尚且如此，何況（他）人乎？” 的信念，在此信念的支配下，個體發展出一套與此信念相對應地認知、情感和行為模式，這些模式在一些特殊的關系中變得不再具有適應性的功能，比如親密關系。在親密關系中，信任是獲得親密感的基礎；而放棄“人是不可信任的”信念，個體又缺乏必要的安全感，個體將會陷入到左右為難的境地，如果此僵局沒有辦法得以突破，往往抑郁就會發生。

有的時候一個人可能在不同的階段依次采用以上的應對策略。

比如，開始的時候會據理力爭，然后說服不了父母，開始警覺性預防或者回避威脅性的場景。

不過，在當前的防疫相關政策的要求下，大學生“不返校，不離家”使得以上幾種應對策略的短處暴露出來，假如我們中的一些人還處于要寫論文的特殊階段，境遇將更是雪上加霜。

想要逃離的人，無處可逃，警覺性預防的人都已經預防了幾個月了，而據理力爭者除了一次次讓自己失望之外，有的時候甚至還有人身安全的隱患。

疫情期間，遭遇和父母之間的“暴力性”溝通，成為影響很多大學生心理狀態的重要因素。那么，我們如何去認識這種“暴力”父母和“暴力性溝通”，如何去減少它們對自己的情緒影響呢？以下的建議可以供大家去嘗試：

01、抽身暴力情景之外，發展觀察者的視角。

我們對暴力父母很大的不解是，明明是一件小事，卻惹得他們大動肝火，惡言相向，甚至有的還想拳腳交加。這讓我們非常委屈，為何別人家的父母就不是這樣。事實上，根據創傷研究的臨床經驗，這類暴力父母的這些表現往往都是一種創傷再現的表現。也就是說，父母在更早的時候，遭遇過一些創傷事件，心身受到過比較嚴重的傷害。后期，一些小的扳機性事件，觸發了他們的創傷性反應。換言之，父母以一種暴力方式來對待你和當前的情景，他們往往是“身不由己”地進行反射性反應（歷史體驗再現）。這種反射性反應通常不太能對當前事件進行合適的回應，因為舊有的創傷反應被激活，他們以為曾經的威脅又來了，你變成了他們曾經的威脅的替代。因此，在這種時候，你需要抽身出來并有意識地提醒自己，此刻的父母正在經歷曾經的創傷體驗，他們無法從反射性的反應模式中掙脫出來，他們真正施暴的對象其實是曾經的傷害，而不是你。

你現在所體驗到的各種委屈、痛苦、憤怒也是他們體驗到的，他們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體驗到的，一直帶到了現在。通過這種抽身出來，我們不再認同自己是受害者，我們甚至可以安撫自己的情緒，不再通過認同受害者的角色反射性回擊而引發父母進一步的暴力反應。

02、回憶曾經暴力溝通出現的情況，找出那些引發父母暴力傾向的扳機事物，獲得相對控制感。

比如，一些家庭中，不能談及父母的原生家庭，一談必吵，還有的可能是和錢財有關的事情，還有的可能是自己的行為違反了父母的一些要求等等。這些引燃暴力溝通的事件和場景的確認，可使得自己一定程度上獲得一些控制感，也有意識地規避引發暴力溝通的風險，從而獲得一些相對安全的時間和范圍內的心身放松。

03、放下解決暴力問題的迫切性，學會轉移注意力到其他任務上。

很多時候，我們討厭陷入暴力溝通情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影響到了我們對學業的投入度。以至于我們錯誤地以為，不先把暴力問題解決掉，自己就沒有辦法集中注意力學習。事實上，如前面所述，暴力溝通的出現往往都有一些歷史，解決起來比較費時費力，而當前一些緊急重要任務可能也沒有那么多時間來等待。

此時適宜地應對是，找到相對安靜的時間和環境抓緊完成緊急任務，而在一些暴力情況出現的時候，能做多少便做多少，不用刻意要求自己和平時一樣高效專注，也不必完全放棄。

人的注意力是可以做到在一些事物上的轉換的。關鍵點在于你將注意焦點放在了自己的情緒感受上，還是指向具體的任務上。總之，暴力溝通發生即發生，暴力溝通停則停，當發現自己開始反芻這些事件和場景的時候，及時轉移走認知加工的焦點。

04、放棄受害者心態，主動承擔沖突中的責任。

從家庭治療的視角來看，引發暴力性溝通背后的機制往往是雙方的自主需要的不滿足所致（家庭治療中稱為“權利的斗爭”）。

比如同學認為自己有權去追求愛情，哪怕是“早戀”，而家長則認為談戀愛一定影響學習。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引發沖突。

在這些情景中，我們需要學習到如何練就一身既堅持了自己的自主性又不會被家長的反對影響情緒的本領。不然，我們一味悍衛自己的權利，又不讓父母表達他們的反對，這則是另一種變相的暴力，時間久了，父母情緒也會生病的。

05、構建清晰、具體的溝通目標。

經常處于暴力性溝通中的我們，做夢都期待能和父母有一場“非暴力性”的溝通。值得注意的是，“非暴力性”溝通中我們注意到焦點依然還是在“暴力”上，一旦我們聞到暴力的味道時，溝通的初衷就被忘到爪哇島上了，我們再次重復暴力溝通的覆轍，完全忘記了當初為何要去溝通，溝通有什么目的。因此，我們需要在每次溝通前，明確此次溝通的目的，這個目的對于自己的意義究竟是什么，我們進行溝通的目的是明確需要對方提供給自己一些什么，這些對方做起來是否有難度，如果有難度，自己可以接受的最低底限是什么的。

記住我們想要對方提供的一定要具有可操作性，比如某些具體的行為等，而不是要對其人格特質進行大刀闊斧地改變——比如，我們要求父母改變“自私”、“暴力”、“固執”，則很容易引發對方防御性的憤怒，進而導致溝通中斷，甚至再次引發沖突暴力。

06、覺察當下溝通雙方的情緒狀態，及時中斷彼此反射性反應模式。

當溝通中的自我或者對方快要出現沖突性溝通模式之前，及時喊停。這時候可能的信號是典型情緒或信念的出現，比如委屈、憤怒，“他們憑什么這樣對我……”“他們從來都不尊重我的感受……”。

當這些在溝通中被激活的時候，做幾組深呼吸，告訴自己或者父母“我（爸爸或媽媽）現在情緒不太穩定，我想等會兒再說……”。

這些中斷反射性反應的操作，在開始的時候會比較困難，但加以練習，還是能比較容易掌握，它們的功能是在于讓我們不再認同情緒、信念和破壞性溝通模式之間的條件反射，為替代性的、有功能的反應模式的建立提供空間。

07、探索“暴力性”溝通模式在家庭系統中的功能。

根據系統的視角，家庭中的病人往往是家庭系統互動的產物。病人的癥狀往往具有維持家庭的重要功能，比如一對夫婦感情疏離，但因為孩子出現了厭學的問題，而開始經常一起互動溝通，此時孩子的厭學即具有維持家庭的功能。事實上，一些家庭中，比較難以表達對愛的需要，轉而習慣用“應該給”的模式，進而引發爭論。所以，在這些家庭中，“暴力性”溝通恰恰是這個家庭鏈接最緊密的時刻，而其他的時候，可能更多的是家庭成員各司其事，老死不相往來。

這里也有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假如只有父母 “暴力性”溝通才能將我們吸引到他們的生活中的話，那么可能也間接地提醒我們——我們太久游離在家庭、父母之外了，父母無意識地使用這種不太建設性的方式獲得我們的關注。顯然，如果這種隱含的功能沒有其他方式來替代完成的話，暴力性溝通也就無法“功成身退”。

08、學會接納、抱持無力感。

有的時候，可能我們并沒有任何過錯，我們也盡力做到最好，也還是免不了被自己最親近的人所傷害。我們陷入了很強的無力、無助感之中。

此時，我們需要知道，對方和我們有著相同的無力和無助感——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和你的關系，如何改變你對他們的態度，如何去除暴力對自己和關系的影響。

我們可以學會試著不去將他們看成不可理瑜的暴君，我們嘗試著去了解他們的故事，了解曾經他們是如何被暴力相待，怎么變成暴力的受害者，又怎么開始成為暴力的施加者。我們甚至可以去了解更多暴力受害者的故事，從中更深入地理解暴力，逐漸體察到，無意識中人類其實都在共同承擔著某些暴力他人也被他人暴力的現實。

也許，遭遇暴力的最大意義在于，如何能借著發生每個暴力的瞬間，漸漸滲入我們的有意識之光，讓我們學會如何在每個互動中溫柔而堅定地照顧到我們的需要和感受，同時盡可能地推己及人。

也許，生命不息，暴力則不止。幸好，愛也是如此。

百度百科：榮新奇，著名高級心理咨詢師、著名催眠治療師。湖南省中西醫結合學會自然醫學專業委員會副會長，中國心理干預協會心理咨詢師分會副會長、中國心理干預協會催眠分會副會長、高級經絡催眠師、高級經絡催眠師培訓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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